1949年9月6日深夜，重庆歌乐山戴公祠，带着儿子杨拯中走上石阶。他以为这里不过是暂时落脚的地方，等候与蒋介石会面，再转赴台湾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条石阶，竟成了父子二人最后走过的路。
杨虎城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死于多年囚禁后的秘密屠杀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与他同时遇害的，还有儿子杨拯中、秘书宋绮云一家，以及年幼的孩子。国民党当局临近溃败时，仍选择用这种方式处理一位曾经统率西北军、发动的重要将领。
1936年12月，杨虎城与发动西安事变，扣留蒋介石，要求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，但杨虎城也因此与蒋介石结下难以化解的旧怨。张学良被长期软禁，杨虎城则被迫出国，表面上是出洋考察，实质上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和军事之外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杨虎城多次请求回国参战。蒋介石起初并不答应，后来却突然改变口风。1937年11月，杨虎城从欧洲经香港回国，宋子文亲自出面接待，态度异常热络。旧部担心其中有诈，劝他暂留香港。
杨虎城心里并非没有疑虑。他曾对身边人说：“张汉卿还没有自由，我的处境又能好到哪里去？”可他仍决定赴约。对他而言，若拒绝蒋介石召见，很容易被扣上逃避抗战的罪名。于是，他独自前往南昌，把妻子谢葆真和孩子安排回西安。
飞机落地后，迎接他的不是抗日任命，而是早已布置好的宪兵和便衣。杨虎城随即被秘密押往南昌附近，后来转至湖南、贵州，最终关进息烽县玄天洞。这个地方远离城镇，山势险峻，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下，天然便于看守和隔绝消息。
谢葆真得知丈夫被囚后，带着儿子杨拯中前去寻找。她原以为蒋介石会允许家属探视，结果刚到南昌便被扣押。1938年秋，杨虎城一家在囚禁中团聚，却不是重获自由，而是被一同押往息烽。
玄天洞的日子极其艰苦。杨虎城穿着破旧衣物，生活费用常被克扣，白天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活动，天黑后便被关回屋内。特务多次劝他认错、表态，他始终不肯低头。有一次，面对逼问，他只回答：“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，我没有什么可悔恨的。”
谢葆真的身体在长期囚禁和恶劣环境中逐渐恶化。1941年，她生下女儿杨拯国，但家庭添丁并没有改变困境。1947年2月，谢葆真病逝。杨虎城把妻子的骨灰盒留在身边，寄托哀思，也让看守者更容易掌握他的情绪和行踪。
抗战胜利后，释放杨虎城、张学良等人的呼声不断传出。1949年初，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，代总统李宗仁曾推动释放政治犯，甚至安排接运杨虎城。然而蒋介石不愿让这位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重新获得自由，转移杨虎城的命令很快下达。
负责看守的周养浩长期以熟人姿态接近杨虎城，陪他说话、打牌，逐渐取得信任。正是这份信任，成为转移计划能够实施的关键。杨虎城起初拒绝离开，认为李宗仁既已下令释放，自己没有必要再被押走。周养浩却谎称只是前往重庆办理手续，随后乘飞机赴台。
9月6日晚，杨虎城一行被分乘汽车送往重庆。抵达戴公祠后，特务声称此处只是临时住所。杨拯中手中还抱着母亲的骨灰盒，刚走进楼梯附近，便遭到突然袭击。杨虎城见儿子遇害，转身呼喊，却被刺刀刺中。宋绮云一家随后到达，也未能逃脱。
为掩盖罪行，凶手用强腐蚀性液体毁坏遗体面部，将杨虎城父子及其他遇害者埋在戴公祠花园内。尸体没有墓碑，也没有姓名，只有一层仓促填上的泥土。蒋介石离开大陆前，仍要把这桩罪行藏起来。
重庆解放后，人民解放军和地方人员清理戴公祠一带，在花园中发现多具遗骸。由于面部遭到腐蚀，辨认过程十分艰难，经过调查和家属确认，才确定其中有杨虎城父子的遗体。
西南军区随后通知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赴重庆处理后事。邓小平得知情况后接见了他，询问棺材准备得怎样。杨拯民答道：“还可以。”邓小平听后沉默片刻，眼含热泪，转身吩咐工作人员：“给杨将军换一口上好的棺材，不要怕花钱。”
追悼仪式结束后，杨虎城父子的遗体按照家属意愿运回西安安葬。杨虎城遇害时五十六岁，从被迫出国到玄天洞囚禁，再到戴公祠遇害，前后十二年，他始终没有接受蒋介石要求的悔罪与屈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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